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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杨教授给我带来光明,他的医术不摆了”——记重医附一院眼科主任杨培增

2019年08月09日 10:08  来源:重庆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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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培增(左)正在给患者看病。(重医附一院供图)

“可以不吃药了。”检查完后,杨培增对患者说道。

“那吃什么啊?”

“吃月饼。”这名患者愣了一下,噗嗤一下笑了:“对!对!吃月饼!”

这是有一年中秋节,杨培增与当天最后一名患者的对话。

重医附一院眼科主任杨培增教授,被誉为“中国葡萄膜炎诊治第一人”。30多年来,他带领团队发现并总结出我国葡萄膜炎常见类型、特征和致盲规律,绘制出我国葡萄膜炎的临床谱系,建立了国际上最大的葡萄膜炎临床数据库,让中国葡萄膜炎诊治走在国际前列。

让无数葡萄膜炎患者看到希望

8月8日上午,重医附一院眼科506诊室外的过道上满是病人,南腔北调的交流声不绝于耳。

“最近好不好?”诊室内,坐诊的正是杨培增,他说的第一句话就像问候老朋友。

坐在他对面的病人叫林涛,4年前患上葡萄膜炎。“当时,什么都看不见了,仅剩下一点光感,想死的心都有了。”林涛说,自己整个人差点垮掉。

如今,经过治疗,林涛的视力已恢复到0.6。他感激地说:“是杨教授给我带来了光明,他的医术真是不摆了!”

杨培增至今还保留着不少患者写来的感谢信,其中一封是来自甘肃的大学生育硕。3岁患上葡萄膜炎的她在信中写道:“小学四年级时,我的眼睛还是看不清楚。于是,我不愿出门见人,怕生人问我为什么不上学,怕熟人问我是否还看得见路……还好,2010年秋,绝望的我有幸遇到了您。手术后揭开纱布的那一瞬,我不仅清楚地看到爸爸妈妈那爬上额头的皱纹,我还终于见到了您!”

“杨教授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啊!”在采访过程中,很多患者都一再地向记者强调道。

绘制出我国葡萄膜炎临床谱系

“事实上,我和葡萄膜炎已经打了35年交道了。”趁看病间隙,杨培增给记者聊起了葡萄膜炎:葡萄膜是眼球壁的中间层,像紫色葡萄皮,如果这层膜病了,可引起白内障等严重并发症和后遗症,是致盲的主要原因之一。“眼下,在我国,保守估计有300余万患者。即使是在美国这样医学发达的国家,也大约有230万患者。”

时间回溯到1987年,杨培增在中山医科大学读博士,让人意外的是,这个博士却天天往郊区屠宰场跑。原来,他是奔着屠宰场的牛眼去的。

牛眼在当时是提取视网膜抗原用于研究的必备材料。因为宰牛通常在半夜,杨培增便总是在凌晨两三点蹬着自行车,骑10多里路去买牛眼。

当时国内从事葡萄膜炎临床和研究的人很少,对葡萄膜炎的研究也多只是临床报告,涉及深层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。于是,读博期间,杨培增自学了德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和日语,便于阅读多种语言的前沿资料。

一路走来,他带领团队发现和提出了葡萄膜炎发生的理论框架,在免疫层面揭示出葡萄膜炎发生的关键免疫机制,在遗传层面发现与葡萄膜炎相关遗传变异79个(其中VKH综合征相关遗传变异29个,占全世界发现的80.5%);在临床研究方面,发现并总结出我国葡萄膜炎常见类型、特征和致盲规律,绘制出我国葡萄膜炎的临床谱系,制定了VKH综合征的诊断和分期标准,为制定科学防治策略奠定了基础。杨培增也因此被誉为“中国葡萄膜炎诊治第一人”。

建立起国际上最大葡萄膜炎临床数据库

“杨教授,我会不会瞎呀?”门诊室里,总有患者这样焦虑地问杨培增。“会啊,80年后你就瞎了。”杨培增的一句话让患者紧张的情绪顿时放松下来。

“医生有时仅是一个眼神,就能让患者家属在绝望中看到希望;有时是一句话,使患者及家属放下心中悬着的石头;有时是将听诊器用手暖热后再放在患者的胸部,是用手摸一下患者发热的前额,使患者感到温暖和亲切;有时又是一个动作,使心理几乎崩溃的患者和家属得到信心、动力和能量。”今年62岁的杨培增总是向同事及学生强调医德的问题。

在506诊室的旁边,有一个专门用于存放患者档案的房间,里面7排大铁柜存放着数万份资料。这些都是杨培增的宝贝。

原来,杨培增从博士毕业后看的第一个病人起,就养成了写两份病历的习惯——一份给患者,一份自己保管,哪怕一天接诊上百名患者也从不落下1份。正是这样的坚持,让杨培增团队建立起了国际上最大的葡萄膜炎临床数据库、葡萄膜炎患者样本库,重医附一院也成为国际上单一机构患者数量最多、来源最广的葡萄膜炎诊治及研究中心。

(记者 李珩)

( 编辑: 王子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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